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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中国式民主的文化基因******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吴庆华（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推动和拓展了中国式民主，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为在新时代新征程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提供了强大理论支撑和坚实制度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指出，“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体现人民意愿，我们同样感到自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注重吸收其中的精华，是一百多年来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式民主的强大文化基因。正是因为传承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汲取了5000多年中华璀璨文明形成的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中国式民主在中华大地展示出强大生命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独特优势。
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新华社发 一是天下为公。《礼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公而忘私的价值理念，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正是因为有天下为公、大同思想的深厚沉淀，有历代先贤家国同构崇高情怀和利济苍生高远志向的传承，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的理论，才得以迅速在中国找到契合点，指引中国共产党人确立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将“天下为公”的传统精髓，凝练升华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 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备、行之有效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坚持人民既是民主制度的设计者、民主过程的实践者，又是民主权利的享受者、民主成果的受益者；坚持由人民选举，由人民协商，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保障国家权力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社会民主、基层民主、公民民主等民主政治的全部要素，涵盖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过程的一切环节，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人民谋幸福，把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价值遵循，真正把执政为民在阶级立场、执政理念上落地生根，确保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二是民为邦本。“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从孟子“民为贵”到唐太宗“君民舟水说”，民本思想在数千年政治实践中成为重要准则。历史的发展也验证了“民为邦本”的历史规律，《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总结：“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确立了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形成了根植人民、依靠人民的鲜明政治品格和群众路线，正确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找到了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依靠力量，带领人民、依靠人民，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依靠人民执政的过程中，我国人民主体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从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豆选”，到1953年我国选举法的施行，到新时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都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民主的伟大实践，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者、参与者、维护者和最大的受益者。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并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法宝。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大团结大联合来完成历史使命，牢记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好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激发全体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三是任人唯贤。从孔子描绘“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时力主“选贤与能”，到孟子提出“选贤使能，俊杰在位”，从“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在制度层面上，从先秦的举荐制到汉代的察举制，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后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选拔真才是中国传统政治治理的鲜明特征。 我们党继承中华民族选举贤能的优良传统，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和组织体系，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选贤任能制度，为党和国家源源不断输送人才，为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提供强大动力支持。经过长期实践，我国已经把“选拔”和“选举”较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领导团队和梯队。领导干部的晋升大都经过大量的基层锻炼，经过不同岗位的工作实践，经过包括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一系列程序，最后才能担任关键职务。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批经验丰富、德才兼备、奋发有为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旺、充满活力，也是中国式民主在新时代的又一次伟大成功实践。 与西方的选票政治相比，中国的民主选举能够选出政治过硬、能力出色、清正廉洁、民望很高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具有高度的政治忠诚、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在中国社会各领域主持工作的丰富阅历与经验，取得突出政绩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导力量。在许多西方国家，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其所谓的民主仅仅体现在投票环节，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在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且无法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 四是和合之道。中华文明连绵发展数千年，主要不在血脉认同，而在文化认同，特别是和合文化。“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一家是中华民族信奉的价值准则。在国家关系上，中国讲究“胸怀天下”，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和合”的核心要义是“和而不同”，讲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合之道，是中国人几千年探索形成的处世之道，不是对抗性政治，而是合作性政治。中国古代政治家晏婴说的“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指的就是和合之道，这与西方崇尚“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我国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最大限度地包容吸纳各种诉求，有力促进求同存异，让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在西式民主陷入制度困境，竞争性选举暴露的冲突、对抗、分裂等问题积重难返的同时，以包容、和谐、共识等中国智慧构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迸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我国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10年，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政治性、科学性、开放性，成功给出了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中国方案。 五是务实重效。中国古代“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思想理念典型地体现了儒家重实用、求实效的价值取向。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高度契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以往认识与实践的分裂时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说明“知行合一”既可以作为道德哲学，用以修身立德，也可以作为治国理政中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务实重效、知行合一的文化基因，反映在政治实践中就是崇尚务实、不好空谈，形成效果导向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关于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八个能否”的衡量标准，关于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的审视尺度，这是中国务实重效文化传统的深刻体现。我国通过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能够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诉求，有利于实现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领导与群众、民主与法治、纪律与自由、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结合，形成全党全国的统一意志，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高效率地贯彻执行，避免各种掣肘和牵扯，避免“低质民主”现象，这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重要制度密码。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在中国式民主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党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参与形式，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新时代10年，我们党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充分证实了中国式民主的真实高效，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大优势。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紧跟核心，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中国式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9日 0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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